来源：《教育理论与实践》 作者：蔡淑兰
【核心提示】中国的教育改革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公平追求等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改革必须从文化入手，对传统文化中的不足之处进行改造与超越，重建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文化，合理借鉴西方文化，从而促使教育改革顺利进行。
目前，无论是从“南方科技大学”办学的尴尬，到高校争抢“高分生源”而爆发的“掐尖”大战，还是从“高考人数减少”折射出的就业难，再到因“教育”致贫所带来的双重羞辱，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教育改革再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它不但考验着中国人敏感而脆弱的“教育”神经，同时，也考验着人们对教育改革发展的勇气和信心。这就需要我们理性思考教育改革遇到的困难，寻找解决的路径。
一、教育改革的困境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教育改革是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教育涉及的内涵、外延甚广，其中的关系复杂至极，因此，教育的改革也是困难重重。在教育改革体系中尤为突出的问题主要有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公平追求和素质教育推行，这三个问题也是教育改革经久不衰的热点，被认为是教育改革的“三座大山”，攻克这“三座大山”是教育改革的头等大事，也是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经之路。
（一）教育体制改革的困境
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部分，是教育发展的有效保障，同时，也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一大顽疾。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将教育作为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所以，新中国的教育从一开始便与政治绑定在一起，缺乏发展的自由空间，体现在教育体制上更是国家高度控制，分门别类地在教育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设置行政层级，这便形成了教育发展、管理的呆板现象。教育体制改革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当下教育体制面临着国家监管控制与学校自主办学的矛盾冲突。
教育体制改革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在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中，人才选拔制度和相应的评价制度一直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一大难点，以考试为中心和以分数为主要评价标准的选拔和评价体制使素质教育的推进举步维艰；在办学体制改革中，学校缺少办学自主权；在管理体制改革中，最为突出的困境就是政府高度垄断教育资源，偏向重点学校、示范学校，既造成各级各类学校的不平等竞争，又导致学校失去办学的活力；在保障机制改革中，老生常谈的便是教育投入机制以及教师管理制度改革。
简而言之，中国的教育体制被行政高度垄断，政府集办学权、管理权、评价权于一身，也称“管办评”一体化，使教育体制的形式趋于单一。我们教育体制改革的理想是让教育家办教育。因此，目前教育体制改革出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二）教育公平问题
公平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及有力保障，教育公平更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途径。教育公平问题是世界近现代教育民主化进程中一个普遍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我国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实施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古今中外，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到西方的“教育机会均等”，再到新中国的“普及义务教育”、“发展妇女教育”等都是追求教育公平的表现。然而，现实恰恰相反，经过改革，有限的教育资源更加聚拢在少数重点学校、城市学校手中，而承担教育众多学生任务的广大农村学校却举步维艰。这主要归因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与人们追求优质教育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教育公平问题陷入了两难境地。
教育公平问题具体表现在：受教育者由于民族、性别、文化背景以及所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而导致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由教育政策与规则、教育资源的投入与配置、课堂教学过程、教学评价方法以及教师管理等方面的不公而导致教育过程不公平；由受教育机会不公平和受教育过程不公平而导致的教育结果不公平；等等。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需要我们深刻反思，深入改革。
（三）素质教育的困境
素质教育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目标，一直备受教育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在素质教育研究中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我国各地进行的素质教育实验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人们一方面追求应试教育带来的近期利益，另一方面热切渴望素质教育的实施，只是素质教育所带来的是远期利益，这便形成了教育改革的又一对矛盾：素质教育的远期利益与应试教育的近期利益的冲突。因此，素质教育也出现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场面。
素质教育最初主要是针对应试教育的弊端提出的，然而，应试教育的影响在我国可以算是根深蒂固。再加上与素质教育相配套的教育目标体系、教育内容、课程体系、教育组织、实施体系以及教育评价体系不完善，尤其是教育评价体系，因此，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一些地方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另外，基础教育的导向依旧是升学，教育行政机构、学校依然把升学率作为衡量教育成功的依据。家长也不甘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于素质教育虽抱有很好的期望，却依旧为了孩子的分数而担心。这样也就出现了“轰轰烈烈地喊素质教育，扎扎实实地抓应试教育”的怪现象。就这样，一些教育行政机构、校长、教师、家长便成了素质教育实践的重要阻力源。
二、对教育改革困境的文化反思
教育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密切，之所以排除政治、经济等因素而从文化的层面对教育改革的困境进行反思，是因为文化层面是我们探索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视角。我们从文化出发研究教育，不是说教育是由文化决定的，而是说教育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潜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
文化就是一个民族长期的心理、思维和行动习惯的积淀和养成。这种习惯和模式一旦形成，就有着很强的稳定性和保守性。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它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基本底色，本文主要从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出发，反思其对当代教育改革的消极影响。
（一）“政教合一”的政治核心论对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消极影响
在我国以政治为核心的古代社会中，教育工作是国家的重要事务，是由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主管的，因此，教育机构产生之初多为官办，这便形成了古代教育的一大特色——“政教合一”。“政教合一”强调的是“政治”与“教化”的统一，既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更强调政治的好坏对于全体百姓的教育意义。在古代思想家们看来，皇帝或政治家是百姓的老师，皇帝或政治家的好坏决定着社会风气的好坏，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性情和行为。“政教合一”的另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和教育机构的合一，也就是教育机构是政府的部门之一。虽然我国古代也出现过很多著名的私学，但是仍以官学为主，以官方办学为主流。
这种传统对我国教育改革影响深远，尤其是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民国初期，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他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曾给国人带来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政府高度垄断了教育资源以及教育举办权、管理权、评价权等，形成了行政垄断教育体制。这不得不归咎于我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教育办学思想的深远影响。
另外，“政教合一”的传统思想还对我国的教育公平问题存在隐性的影响。中国正规教育产生之初的特征是“学在官府”，也即存在“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的现象。在中国古代世袭制的影响下，子承父业，家业世代相传，贵者终贵，贱者终贱，容易造成教育的垄断。在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在现代也出现了大批的“贵族学校”、“重点学校”等，使优质教育资源更加集中，这也是我们追求教育公平很大的阻力。
（二）传统的功利主义对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消极影响
1.中国传统的“阶级文化”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谓的“阶级”就是指社会上存在的身份等级，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富足的资源，而被统治阶级不但仅占有少量的资源且负担着沉重的赋税。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消灭了阶级，但不同的人对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同，因此，仍然存在着不同的阶层。这对实现我国的教育公平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中国古代的教育多为统治阶级及其子孙创设，虽然科举制为庶族打开了一条通往统治阶级的道路，但是其受教育的机会及享有的教育资源极少，更别说优质教育资源了，“凿壁借光”便是很典型的例子。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权利、扩大财富占有，特别重视对子孙的教育，不断聚拢优质教育资源，为自己的子孙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教育享受。受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当代中国不同的阶层为了追求迈向更高一阶层的目标，将接受优质教育作为重要且必要的路径，于是出现了对“名校”、“名师”的追捧，相应的“择校”、“择师”也成了每年中、高考结束后的热点问题。“名校”、“名师”的出现意味着目前我国还存在着大部分普通的或教育质量较差的学校和教师，这显然是教育资源不公平的表现，也成为我国推进教育公平进程的绊脚石。
2.“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官本位”作为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被视为人生最高价值和终极评判目标，同时，官位的大小也被当做实现人生价值大小的衡量标准。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官为百业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头地。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要摆脱贫困和低贱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他途。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此，也有不少商人其经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而“官本位”的背后则是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富足的资源诱惑，他们在追求官位的同时不仅满足了自己的利益和虚荣之心，也为子孙后代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3.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对我国教育的影响
从我国步入父系氏族社会起便有了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活动中，除了田地、种子和简单的生产工具，男人就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生产力。重男，本质上是重视生产力，就是重视经济基础；重男，是重视江山社稷，就是重视家庭后继生产力的繁衍接续。与此同时，封建社会以伦理纲常来约束女性，刻意贬低其社会地位和价值，主要也是由功利主义所导致的。
现在，社会虽然进步了，但这种习惯却深深地植根于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一些家庭观念之中。当一个家庭遭遇到经济拮据或其他原因的时候，家庭成员中女性的受教育权被剥夺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另外一个突出的现象便是女性就业难，许多招聘单位会明确提出只要男性。这也是影响我国教育公平进程的又一因素。
4.中国传统的轻竞争对当下我国教育竞争的消极影响
我国古代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模式多以合作为主，少有竞争。然而，随着我国近代国门被打开、资本主义强行入侵以及后来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一下子将竞争强行植入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导致人们对竞争的认识和理解出现偏颇。再加上当今社会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竞争”这个法宝在我国适应不良，而异化成了混乱的、无序的竞争。这种无序的竞争也波及到教育领域，如学校为了争夺优质生源、保证升学率而不惜采取不光彩的手段，教师为了评职称而学术造假等，以至于我们整个教育所依托的文化越来越趋于世俗性和功利性，导致教育偏离了本性。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从教育竞争入手，建立一种以秩序为本位的教育竞争机制，以推动教育改革的步伐。
（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才观以及以考试为中心的“科举制”对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消极影响
自从科举制产生以来，我国以考试为中心的人才选拔制度便诞生了，并且为国人开辟了一条“学而优则仕”的现实之路。于是，中国教育史上就开始出现为了考试而奔波的大批人群。当然，科举制度实施之初也为我国选拔了大批仁人志士，可是后来科举制的演变导致学校教育中重文辞而少实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形成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应试学习之风。以致后来出现“范进中举”、“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荒唐故事和畸形学习观。
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科举制”被废除了，但其影响并没有简单消除，“科举制”的文化惯性也就成了素质教育推行的文化阻力。
当前我国的大量事实证明，考试、分数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很重，有关地方行政部门的领导始终认为,只有考分才能够体现学生的素质,才能够反映学校的教育质量，甚至有人认为考分是最好的素质的体现。教师们一致愤慨衡量一所学校的唯一标准就是考上高中、大学的人数，因此，他们对于素质教育也抱有很好的期望，只是迫于现实无奈罢了。对于农民家长来说，通过读书让孩子“跳出农门”是他们的唯一心愿。
看看时下流行的教育现象和高考励志口号，就会发现教育竞争的“惨烈”程度以及与古代 考生的“头悬梁，锥刺股”多么地一脉相承——“高考倒计时300天”、“时间加汗水”、“课堂上灌”、“作业里熬”、“两眼一睁，开始竞争”、“我们不能成为贵族的后代，但我们可以变成贵族的祖先”、“大干200天，圆我大学梦”、“零抬头，无声音”、“辛苦三年，幸福一生”、“高三高考高目标，苦学善学上好学”、“忘时，忘物，忘我”……都是教育的反科学思维的生动体现。教育是最需要科学的，而我们当下的教育又是最不讲科学，甚至是公然违背教育规律的。
三、教育改革的出路——超越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部分思想制约着教育改革的思维方式和行动策略。因此，我国的教育改革必须从文化入手，只有对传统文化中的不足之处进行改造与超越，重建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文化，合理借鉴西方文化，才能促使教育改革顺利进行。
（一）改变“政教合一”的政治核心论，建立“校长治校、教师治教、学术自由”的自由教育体制
中国“政教合一”的政治核心论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一个大烙印，尤其是教育的举办权、管理权和评价权都集中在政府手里，形成了我国现在的行政垄断教育制度。因此，我们应先从文化角度入手，让教育回归本位，保持其独立性和自由性，不屈服于世俗权力。另外，教育还应保持自身的尊严，坚持自身的风范与骨气。在这样的文化观念指导下，首先，我们要明确教育改革的方向，教育应从政治性、行政性、工具性转为人文性、公共性、学术性，教育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应以学生为本。其次，应该明确政府、校长、教师的职责。学校是教育的主体，由校长治校、教师治教，而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承担教育的监管责任。
（二）摒弃教育的功利化趋向，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功利主义思想对教育的影响颇为深远，其对教育产生过促进作用，但是其弊端也容易引起教育主旨的偏离。破解类似难题，就需要回到教育的原点，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抵制“市场原则”和无序竞争对教育的侵蚀，改变人们对教育目的、方法的“功利性”短视行为。
我国新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也明确指出，教育改革的工作方针是：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纲要》强调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的教育政策，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可以看出，“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思想已被提高到国家层面，作为纲领性的指导文件体现出来。
（三）超越“学而优则仕”的人才观，形成正确的人才观
人才观往往影响着教育观。2010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这正是理性人才观的复归。因此，全社会都应该树立起全面发展、终身学习的人才观，不仅要掌握知识，还要提高技能，培养合理的情感、态度，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学校应改变考试至上、分数至上、学历至上的制度模式，从量化的评价转变到质性评价，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教育改革的发展，使教育符合社会的需求，为社会培养适合的人才，促进社会的发展。
（四）适应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追求中西文化融合的契合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领域趋于多元化。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同的文化有其自身的时空适应性。然而，在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下，“向西方看齐”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像滔滔洪水涌入中国，“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已在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就教育领域而言，我们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的文化，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以至于中国大学的办学标准、学校的评估标准、教师职称的评定标准甚至学生学位、学历的授予标准都是西方的。虽然这也是走向世界的一个途径，但是中国五千多年积累下来的传统文化必然会受到排挤，接着会引起冲突，以至于我国当前的教育成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竞技场，中国学生成了西方价值观与中国文化博弈的牺牲品。因此，我们应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合理借鉴西方文化，抵制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过度入侵。
总之，改革是教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应从多角度认识问题，不仅要分析教育内部因素对教育改革的影响，还应跳出教育，从教育的外部影响因素（如文化因素）来分析、反思改革成败的经验与教训，为改革的深入发展铺平道路。 |
